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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的姐妹国家”：爱尔兰独立斗争中的国际主义与宗派主义，1916-22年
M.C.拉斯特（M.C. Rast）
康考迪亚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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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生活在大英帝国殖民统治下的民族主义者进一步要求自治，埃及、印度和爱尔兰的活动人士将自己描绘为民族自决运动的代表。对此，他们的反对者说，社会现存的宗教分歧与民族主义者关于国家的主张是冲突的，而外部势力可以保护宗教少数群体，因此他们的介入是必要的。活动人士建立起了全球关系网络，将自己视为世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但他们的反对者利用这些关系，试图将分离主义运动描绘为外国和社会主义者的阴谋。在主张独立的同时，爱尔兰以及其他国家的共和党人也反驳说自己并非宗派主义。本文探讨了爱尔兰共和党人与国际革命者的关系。在爱尔兰，与大英帝国的其他殖民地一样，政治和宗教身份为帝国的持续干预提供了借口。分治迫使民族主义者在国家独立后适应新的地理和人口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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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反帝国主义；爱尔兰；民族主义；宗派主义；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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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期间以及战后，殖民地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急剧上升。世界各地的独立倡导者利用当时的民族主义话语和协约国关于民族自决的表述，表达了自己的要求。在埃及、印度和爱尔兰等英国殖民地，政治分歧常常与宗教身份交织在一起。分离主义者的言论反映了一种信念，即世俗的民族主义可以跨越社会中的宗教分歧。[1]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民族主义活动人士淡化甚至忽视了他们国家内部的宗教分歧。他们认为自己是一场国际的、世俗的反殖民运动的一部分，并建立起了全球关系网络，在物质和口头上相互支持。当帝国上下都面临着挑战时，英国当局辩称，这些地区实际上并非统一的国家。他们强调殖民地的宗教分歧，认为政府是这些社会中必要的中立仲裁者，职责是保护宗教少数群体，并引导人民走向更和谐的未来。[2]
许多英国议员高度重视帝国作为宗教少数群体保护者的地位。他们将其视为自身历史的一部分，也借此树立道德权威，进而巩固统治。第六位温特顿伯爵（Earl Winterton）爱德华·特纳（Edward Turnour）提醒下议院：“迪斯雷利（Disraeli）在印度帝国各地制定的政策——同样适用于埃及、非洲和其他地区——给予他们尽可能多的宗教宽容，同时，绝不做任何可能被误读为敌视其宗教信仰的行为。”[3]支持英国与北爱尔兰联合的爱尔兰人托马斯·辛克莱（Thomas Sinclair）提到了“大英帝国在公民利益和宗教自由方面的世界使命”。[4]政府内部有人提议，如果殖民地人民能满足“保护和容忍反对意见，保护宗教少数群体的权利”这一模糊的要求，他们将被给予更大的自治权。[5]在那之前，大英帝国必须继续扮演其家长式的治理者角色。[6]
英国为自己的殖民行为进行辩护，民族主义活动人士则利用世俗的修辞，坚称他们包容各种宗教信仰，并指责殖民机构加剧了宗教分歧。本文将研究一战以后大英帝国内部革命团体的相关行动。重点将放在爱尔兰，在那里，宗教总是与世俗的关切相结合，以表明或强化个人的政治身份。1916年至1921年期间，拥护共和政体的新芬党（Sinn Féin）和爱尔兰共和军（IRA）发动起义，共同促成了关于爱尔兰岛在英国地位的再谈判。在这几年间，共和党人向国际革命团体寻求资金、军事和口头援助。他们尝试着将自己置于国际革命运动的背景中，反驳说自己并非宗派主义，以便在一个政治和宗教分裂的社会中站稳脚跟。
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其他殖民地，此时也显得躁动不安，人民因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而分裂。在印度，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时得到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支持，但这两个群体却按照自己的宗教信仰建立了各自的组织——印度教占多数的印度国民大会党和全印穆斯林联盟。克里斯·J.曼加普拉（Kris J. Manjapra）注意到，在20世纪，宗教冲突反复发生，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也是如此。[7]然而，一战结束后，印度教和穆斯林民族主义者对印度自治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样，埃及的民族主义也在占多数的穆斯林和科普特基督徒中赢得了支持。而帝国当局以相同的方式反驳了埃及、印度和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论点，坚称英国的介入对于保护宗教少数群体来说是必要的。
爱尔兰共和运动对这些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印度领导人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领导的和平抵抗运动和开罗的起义密谋提供了参照。[8]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对立、犹太人参政，使爱尔兰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爱尔兰共和党人在国际社会中建立的关系网，导致他们被指责为社会主义者，损害了他们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信誉。新芬党和爱尔兰共和军试图让世界相信他们的宗教包容性，但与此同时，他们确实面临着内部的分歧与斗争。共和运动的参与者有时会发表一些固执己见的言论，而领导者通常用多元化的术语来解释这些冲突。
尽管16世纪的宗教改革在英国取得了成功，但大部分的爱尔兰人仍然是天主教徒。新教国家英国拒绝天主教徒参政，从1691年起，这一制度在爱尔兰得到了严格的执行，主要是通过本地的新教精英。[9]因此，为天主教争取政治权利的组织面临着来英国政府和许多爱尔兰新教徒的反对。以新教徒为首的爱尔兰人联合会（United Irishmen）在18世纪90年代初建立时是一个游说组织，主张天主教徒参政，但这个组织却在18世纪90年代末卷入了一场因教派冲突而引起的血腥叛乱中。[10]天主教民族主义领袖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在19世纪20年代争取天主教政治权利的运动和19世纪40年代废除《联合法案》（the Act of Union）的运动中向爱尔兰新教徒伸出了援手，但他使用的一些表述与概念却暗示着，他将爱尔兰视作纯粹的天主教民族。[11]
19世纪70到80年代的政治争议集中在爱尔兰是否会被授予自治权，或者是否会在英国境内设立一个国内议会的辩论上。在爱尔兰，这些争论激励了民族主义的反对者，逐渐化解了卫理公会教徒（Methodists）、长老会教友（Presbyterians）和爱尔兰国教会教徒之间的政治分歧，强化了新教亲英派（loyalist）[12]的政治身份。[13]对自治的反对意见有着感情和经济基础，亲英派坚信爱尔兰的独立将成为大英帝国解体的先声，但帝国体制正是他们所推崇的制度。[14]此处也有一个公开的宗派原因：英国和爱尔兰的统一派（unionists）宣称，对岛上的新教徒而言，自治意味着“罗马统治”或屈从于天主教会。[15]鲍勃·约翰逊（Bob Johnson）还指出，二十世纪的民族主义一部分是“盖尔语”或排除了英国影响的爱尔兰本土文化复兴的结果。[16]虽然新教徒在“盖尔语复兴”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这并不是亲英派认同的文化，再说，在他们看来，这甚至不是一种积极的文化。[17]
历史上有许多新教民族主义者、天主教亲英派以及不同宗教和政治派别之间长期和平共处的例子。然而，大多数天主教徒赞成改变爱尔兰与英国的关系，大多数新教徒希望维持爱尔兰在英国的从属地位。这一事实导致一个既定框架的形成，将“天主教徒”定义为“民族主义者”，将“新教徒”定义为“亲英派”。[18]当代评论家们有时会搁置这些身份背后的政治因素，将爱尔兰的争议解释为纯粹的宗教问题。在1918年的自治辩论中，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历史教授、英国人W.艾利森·菲利普斯（W. Alison Phillips）断言，天主教神职人员有责任“消除作为少数群体的爱尔兰新教徒的恐慌情绪，进而解决整个爱尔兰问题，因为爱尔兰问题从根本上来看就是个宗教问题”。[19]兰斯当侯爵夫人（The Marquess of Lansdowne）在1922年告诉上议院，“爱尔兰人的顽疾是不宽容”。[20]新闻界的一些人也坚持认为，爱尔兰人的偏执是无可救药的，英国政府必须继续介入爱尔兰的事务，防止他们对少数新教徒的宗教迫害。[21]在独立战争期间，新芬党的成员认为有必要进行一场宣传战，驳斥他们的运动拥有宗教动机的观点。[22]
“爱尔兰是国际起义体系的一部分”这一概念的产生早于独立战争时期。早在1909年，爱尔兰共和主义者和游击战倡导者布尔默·霍布森（Bulmer Hobson）就开始在整个大英帝国内宣传起义。他写道：“这种方法可能会成为弱小国家的人民自救的方式，它能有效抵御大国的侵略……在任何压迫促使社会反抗暴政的地方……起义在爱尔兰、印度和埃及同时爆发，将推翻帝国的权力。”[23]
在爱尔兰的移民群体中，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与大英帝国内部的异见分子结盟的想法得到了支持。岛上有少量的非基督教移民，尽管它经常被当代媒体忽视，历史学家也没有做什么工作来弥补这一疏漏。在1911年的人口普查之后，新闻界只公布了主要的基督教派别（天主教徒、圣公会教徒、卫理公会教徒和长老会教徒）的人口统计结果。他们占人口总数的98.4%，这意味着有1.6%，约70111个生活在爱尔兰的人，不属于任何天主教派别或新教团体。[24]其中许多人是基督教少数教派的成员，如爱尔兰的贵格会；其他人则声称无宗教信仰。[25]到了20世纪10年代，岛上还出现了规模较小但参与政治的印度教、犹太教和穆斯林移民群体。
在这一时期，许多来自大英帝国其他地区的人到爱尔兰留学。在爱尔兰国立大学、圣三一学院和国王律师公会（King's Inns）的法学院，都有相当规模的非基督教学生群体。爱尔兰犹太医生贝瑟尔·所罗门斯（Bethel Solomons）后来写道，都柏林的大学中有着“所有国家的代表，他们的反叛思想很强烈”。所罗门斯非常同情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他把印度人和埃及人列为学生中的极端分子。[26]1913年，V.V.吉里（V. V. Giri）就已经加入了都柏林的印度民族主义群体，他是未来的印度总统，在都柏林时认同了岛上的民族主义者。他写道：“我刚从印度过来时，就被他们为国家自由而战的激情所感染，对爱尔兰的事业产生了完全的认同感。”[27]吉里不仅成为了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甚至还倾向于发起暴力运动，以爱尔兰共和派起义者西奥博尔德·沃尔夫·托恩（Theobald Wolfe Tone）和罗伯特·埃梅（Robert Emmet）为榜样。[28]吉里和志同道合的印度学生并没有把自己定位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无政府主义协会”的团体，其成员“宣称相信使用暴力和流血的必要性……开始学习燃烧和制造炸弹的技术，以便在我们回到印度后进行自由的斗争”。[29]
吉里在国立大学的老师之一是托马斯·麦克多纳（Thomas MacDonagh），他是1916年复活节起义的共和派策划者，吉里在回忆录中多次暗示自己与其他主要的起义者建立了友谊。[30]复活节起义失败后，英国当局开始对吉里感兴趣，1916年6月1日，约翰·马克斯韦尔（John Maxwell）将军对他下达了驱逐令。[31]尽管吉里与爱尔兰的联系戛然而止，但他指出，他在爱尔兰的经历继续激励着他的后半生。吉里写道：“革命者在我心中激发的热情仍燃烧不息，我决心回到印度，积极参加政治运动，赢得国家的独立。”[32]
新闻界错误地将失败的复活节起义与民族主义政党新芬党联系起来。[33]而吉里的回忆录指出，新芬党的创始人阿瑟·格里菲思（Arthur Griffith）的非暴力思想对莫罕达斯·甘地产生了影响。格里菲思设想利用英国的选举机制，先获得威斯敏斯特议会的席位，再让他的民族主义同胞们拒绝参加英国的议会，进而在都柏林建立起自己的立法机构。格里菲斯承认，为了捍卫新的立法机构，“偶尔进行积极抵抗”可能是必要的，但持续的暴力运动并不在他最初的计划中。[34]甘地在1907年《印度舆论报》（Indian Opinion）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赞扬了新芬党对消极抵抗的承诺：“日复一日，新芬党越来越强大……如果没有任何暴力斗争发生，英国人最终将不得不、或者可能，同意给予爱尔兰自治权，或更进一步，完全退出爱尔兰，爱尔兰人民将拥有一个绝对独立的政府。”[35]甘地利用印度教的概念来构思他的非暴力抵抗思想，但他经常使用包容性的语言。例如，他在《印度自治》（Hind Swaraj）中写道：“印度不会因人们的宗教信仰不同而分裂……只要人们将印度视为自己的祖国，那么印度教徒、穆斯林、印度祆教徒和基督徒都会是同胞。”[36]
1917年至1918年间，新芬党执行了格里菲思计划中的选举部分，该党在威斯敏斯特赢得了爱尔兰105个席位中的73个，但与此同时，爱尔兰共和军升级了对爱尔兰警察和英国军队的暴力行动。[37]这种诉诸武力的做法在新芬党内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支持；一些人指责激进分子劫持了独立运动。[38]
甘地最终谴责了爱尔兰共和主义，但这是在爱尔兰共和军的暴力运动取代了格里菲思的消极抵抗思想之后。这位印度领导人在1920年9月写道：“新芬党或埃及的不合作运动与我们的完全不同……新芬党人以各种形式诉诸暴力，这与戴尔（Reginald Dyer）将军的‘可怕’大同小异……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我们能否控制运动中的所有暴力和狂热情绪。”[39]雷金纳德·戴尔将军是一位爱尔兰背景的英国军队军官。1919年，他在阿姆利则指挥一支英国军队时，向一群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开火，造成379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40]戴尔的事件提醒我们，虽然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与印度同僚们有着共同的事业，但许多爱尔兰人自己也作为士兵和行政人员参与了大英帝国的建设和维护事务，尤其是在印度。[41]
甘地通过完全放弃暴力重新阐述新芬党的理念，引起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共鸣，让许多人放弃了起义的想法。吉里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他后来写道：“我们都被圣雄甘地的魔咒所吸引，决定只走真理和非暴力的道路，以赢得政治自由。”[42]然而，在20世纪的前二十年，甘地的非暴力理论尚未主导印度的民族主义。分离主义者在整个大英帝国内掀起了暴力抵抗的浪潮：爱尔兰在复活节起义后持续的不满情绪演变为了独立战争，在1919年，沮丧的埃及民族主义者也发起了一波针对国家基础设施和英国士兵的游击暴力运动。[43]爱尔兰共和主义者鼓励印度人也进行抵抗。1920年2月，新芬党主席埃蒙·德·瓦莱拉（Eamon de Valera）在纽约对印度“自由之友”发表讲话时告诉他的听众，“我们爱尔兰人和你们印度人必须作为独立的民族各自努力，也应建立起合作关系，摆脱以我们的血液为生的吸血鬼，”他最后说，“我们的事业是一项共同的事业。今晚我们发誓建立友谊；向我们在埃及和波斯的兄弟发出共同的问候和保证。”[44]
作为回应，印度民族主义组织对新芬党和其他国际起义者表示了支持。《独立印度报》（Independent Hindustan，总部设立在旧金山的出版物）的一篇社论宣称：“必须让世界知道到爱尔兰的斗争并不是个例。类似的暴政和对人权的践踏随处可见——在印度、埃及、波斯、中国和其他国家。”[45]此报于1921年2月发表了旁遮普（Punjab）的锡克教联盟（Sikh League）对爱尔兰共和国的支持宣言。[46]这份报纸并不主张宗教上排他的印度民族主义，而是将他们的运动视作世界反殖民运动的一部分。[47]
新芬党和爱尔兰共和军努力地让他们的运动适应国际环境。从1919年1月起在都柏林召开的共和党议会（Dáil éireann）通过一些不被承认的大使馆执行他们的外交政策。为了获得民众的同情，他们在有爱尔兰散居人口的地区建立了使团，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南非和美国。共和党人还试图与欧洲国家，特别是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建立良好的关系。[48]为了获得武器和国际承认，他们与英国的敌人，尤其是德国和苏维埃俄国保持联系。[49]为了获得革命支持，他们向所有国籍的不满者献殷勤。当非法的爱尔兰共和国代表出国旅行时，他们总会加入国际革命者的关系网络，为他们的运动寻求精神和物质支持。共和党驻莫斯科代表帕特里克·麦卡坦（Patrick McCartan）在俄罗斯首都认识的人中，有不少来自中国、印度、朝鲜和波斯的潜在起义者。[50]
爱尔兰众议院的伦敦代表阿特·奥布赖恩（Art ó Briain）的办公室成为了国际革命活动的中心。他常常与访问英国首都的印度、埃及和缅甸民族主义者的代表团接触。缅甸人急于了解新芬党和地下共和政府的运作情况。他们向奥布赖恩透露，虽然他们来伦敦是为了对缅甸在大英帝国的地位进行谈判，但他们希望谈判失败，这样他们的同胞就会对英国彻底失望。[51]在1920年11月离开伦敦之前，代表团收到了国内反对英国政府的抗议活动日益增多的消息，并写信给奥布赖恩说：“缅甸也有了新芬党。”[52]
1921年访问伦敦的埃及代表团包括民族主义领袖扎格卢勒·帕沙（Zaghloul Pasha）和他的副手马克拉姆·奥贝德（Makram Ebeid）。后者写信给奥布赖恩，赞扬爱尔兰“最英勇地表现了理想的自由”，而他自己的国家是“爱尔兰的姐妹国家”。[53]两方安排了扎格卢勒·帕沙在爱尔兰的访问行程，他将于12月与德·瓦莱拉进行会面。然而，关于结束爱尔兰冲突的条约谈判和随之而来的爱尔兰政治动荡破坏了这些安排。[54]国际接触带来了合作的可能性。共和党驻罗马特使肖恩·T.欧克立（Seán T. ó Ceallaigh）写道，“我们的朋友埃及人”正在进行武器走私。在给都柏林上级的报告中，他提出了利用同样的渠道向爱尔兰进口武器的可能性。[55]爱尔兰共和军参谋长理查德·马尔卡希（Richard Mulcahy）的文件中有几份未署名的报告，记录了与一位被称为“埃及革命部队代表”的医生的会面。[56]这可能是阿特·奥布赖恩在伦敦使用“医生”代号的几位联系人之一。[57]第一份报告指出，埃及代表希望他的运动能够激起暴力起义，从暗杀政府人员发展到游击战，与爱尔兰冲突的发展模式类似。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爱尔兰共和军军官建议制造炸药，伏击和破坏部队列车，并广泛地组织起平民。他还说，土耳其或印度的穆斯林士兵将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培训，并断言“欧洲人很多，但同宗同源的人更有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58]这位爱尔兰共和军官员宣称，那些援助者的宗教信仰会影响到埃及的革命者，他也犯了英国官员在埃及和爱尔兰运动中犯的错误。尤为讽刺的是，后来成为奥布赖恩最亲密的埃及联系人——马克拉姆·奥贝德是一名科普特人。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康纳·马圭尔（Conor Maguire）后来向马尔卡希报告，埃及人希望爱尔兰的活动人士前往埃及训练他们的部队。这个愿望从未实现，因为爱尔兰共和军的参谋长认为他们的每一个战斗人员都必须待在国内。[59]然而，这些呼吁确实传到了爱尔兰共和军最高战略家的耳朵里，这表明共和军对国际合作足够重视。
1920年9月和10月，英国支持的埃及当局对革命团体采取了一系列的逮捕行动。《泰晤士报》（The Times）将对于该运动的审判称为“埃及的新芬党审判”。起义者组织起来，为自己冠以可怕的代号，如黑手党、火焰党和手枪协会（The Gun Society）。正如《泰晤士报》报道的那样，爱尔兰在这个新生组织中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警方缴获的文件显示，被告曾劝说该组织采用新芬党的策略，其中一名被告甚至被同伴们称为“新芬”。[60]
埃及人以爱尔兰叛军为榜样，爱尔兰共和军则鼓励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国际起义。1921年9月和10月，在共和军与政府军不定期的休战期间，爱尔兰共和军杂志《志愿军》（An t'ógla?）欣喜地注意到了印度西南部的莫普拉人（Moplah）[61]起义，他们预测本该部署到爱尔兰的英国军队将被困在印度。[62]爱尔兰共和军老兵迈克尔·奥多诺休（Michael O'Donoghue）回忆起休战期间与一名“黑与棕”（Black and Tan，爱尔兰皇家警察部队的英国成员）的对话。谈到他自己即将复员时，这位警员问道：“你们新芬党人是不是也失业了？”奥多诺休回答说：“很显然，我们失业了，除非我们去帮助莫普拉人。”[63]，像奥多诺休这样的游击队员，尽管很少呆在一个地方，而且经常处在政府军手下的“逃亡”状态，但有了《志愿军》和《爱尔兰公报》（Irish Bulletin，一个爱尔兰众议院的宣传机构）等媒介，他们仍可以与国际革命的潮流保持联系。
同样是在休战期间，一位被称为“博曼吉先生”（Bomanji）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在柏林向共和党宣传部长罗伯特·布伦南（Robert Brennan）提出了一个起义计划。该联络人承诺利用全印穆斯林联盟和印度国民大会党的联席会议宣布成立一个临时政府，该政府将对外宣称控制该国并“按照新芬党的路线行进”。博曼吉要求爱尔兰组织派代表与他们就“如何最好地颠覆英国当局”进行磋商，并让爱尔兰共和军的军官“对选定的人员进行游击战[原文如此]的科学培训”。[64]爱尔兰共和军对这个项目的重视程度不亚于他们在埃及的冒险，一位官员准备了一份关于印度潜在激进分子的组织和模式的备忘录。[65]伦敦特使阿特·奥布赖恩与爱尔兰共和军总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安排了一名官员前往印度，但是，就像埃及之行一样，和平条约打乱了这些计划。奥布莱恩和印度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联络人是沙普尔吉·萨克拉特瓦拉（Shapurji Saklatvala），他是孟买人，未来的英国议员。[66]
当时的英国报纸和政府官员都意识到了国际革命的可能性——这让他们感到害怕。英国报纸和政府官员尤其认真地思考印度和爱尔兰合作的危险。1920年至1921年期间，英国报纸声称印度的不合作运动正在“模仿新芬党”，并猜测甘地很快就要宣布成立印度共和国。[67]此外，爱尔兰独立战争恰逢多数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民族主义组织合作的时期，这意味着英国人在应对爱尔兰游击战的同时，还要在印度面对一群团结起来的不满民众。[68]1919年，帝国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他本人是爱尔兰的亲英派）就印度问题向内阁报告说，“总督向我们提供了报告，其中的不祥之兆包括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交好”。[69]为了应对这一威胁，英国官员在政治上做出了让步，试图安抚数量众多的活动人士，同时保持海外帝国的完整性。
1920年12月，在缅甸代表团离开伦敦的一个月后，政府决定在缅甸实行宪法改革，这与1919年在印度实行的改革类似。一部分原因在于缅甸人大部分是佛教徒。英国缅甸政府首席秘书C.M.韦伯（C.M. Webb）向内阁报告说，这个国家“没有不利于异教者们合作的严重宗教分歧。容忍他人的疑虑和偏见是她宗教中的一个重要原则。”[70]然而，这些改革在缅甸受到了批评——就像在印度一样——因为它们没有给予该国令人满意的自治权力。[71]
当英国当局认为爱尔兰和印度因为宗教而无可救药地分裂时，政治界对埃及独立运动应该被视为民族运动还是宗教运动进行了辩论。1920年2月，内政部提交给内阁的一份情报指出，科普特人实际上是亲英派，他们的财富来自大英帝国为他们带去的繁荣。该报告还说，埃及基督徒对分离主义的投入是出于对穆斯林同伴的恐惧，并指出“他们知道，独立的埃及将是一个纯伊斯兰教的国度，在其政府管理中，基督徒将失去发言权”。[72]相比之下，一个由米尔纳子爵（Viscount Milner）领导的调查埃及不满情绪原因的特别委员会，将那里发生的事情描述为“一个由埃及人口中所有阶层和所有宗教的同情心推动的民族运动，包括科普特人”。[73]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1922年的埃及已经获得了有限的自治权，这比印度的自治权早了好几年，而且没有像爱尔兰那样发生持续的游击战争。[74]但这种安排并没有让所有人满意。马克拉姆·奥贝德向奥布赖恩保证，他们将继续斗争，直到埃及摆脱与英国的一切关系为止。[75]
与印度和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妥协受到了英国当局最强烈的抵制，部分原因是英国担忧这两个地方的宗教多数群体在获得独立后会迫害宗教少数群体。《泰晤士报》也对这两个运动进行了宗教层面的分析，预测印度将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争斗而分裂，而爱尔兰将沿着新教和天主教的路线分裂。[76]尽管印度教和穆斯林民族主义组织之间出现了广泛的团结，但一些英国议员力图给他们最激烈的反对者贴上宗教的标签。弗朗西斯·阿克兰（Francis Acland）指出爱尔兰人影响了印度对英国统治的抵抗行动，他告诉下议院：“我相信今天印度的‘德·瓦莱拉们’——那些敦促通过暴力方式脱离英国的人——是穆斯林。”[77]在莫普拉人起义期间，安普希尔男爵（Baron Ampthill）阿瑟·罗素（Arthur Russell）指责了宗派主义，他对上议院说，如果印度失去了英国的监管，后果将是“印度教徒割断穆斯林的喉咙，或者穆斯林割断印度教徒的喉咙”。[78]
与之相比，英国议员把自己的帝国描绘成了一个包容的大熔炉。一些人力图安抚英国的大量伊斯兰教徒，议员称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并指出其拥有1.2亿穆斯林居民。[79]关于一战后穆斯林骚乱的一种解释是，这不是由于他们的政治需求没能实现，而是由于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对伊斯兰哈里发的破坏。1919年，英国保守党议员、陆军情报员奥布里·赫伯特（Aubrey Herbert）开始传播一份请愿书，称“从1914年到1918年，帝国的穆斯林是忠诚的，印度也是积极效忠的”。然而，英国对奥斯曼人的外交政策削弱了这种忠诚。[80]《泰晤士报》认为，埃及人也对英国的哈里发政策感到焦虑。[81]虽然英国领土上的一些穆斯林确实关心哈里发的地位，但如果把整个帝国的穆斯林动乱都归咎于这个原因，那就掩盖了动乱的政治内涵，因为这种说法暗示着以下的认知——如果穆斯林的宗教不满得到解决，他们的政治需求就会自然消失。
同样，英国行政官员认为，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接受了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引导。在整场冲突期间，英国议员批评爱尔兰的牧师和主教对新芬党的谴责不够强烈。[82]劳合·乔治（Lloyd George）试图通过乔治·里德尔（George Riddell）与共和党人和解，他告诉阿特·奥布赖恩，天主教会是“爱尔兰仅存的有影响力的力量”。[83]1920年12月，科克主教（Bishop of Cork）宣布，任何参与爱尔兰共和军活动的人都有可能被开除教籍，但该地区的暴力并没有停止。[84]另一位非官方特使，英国天主教徒德比勋爵（Lord Derby），试图从爱尔兰天主教会领袖红衣主教洛格（Cardinal Logue）那里了解共和党的意图。后者告诉德比：“我几乎被排除在德·瓦莱拉先生和他的党派顾问之外。”[85]一些天主教神职人员是新芬党的成员，但他们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教会的代表加入的。
埃及、印度和爱尔兰的政治活动人士必须说服英国当局，自己的行为并不是出于宗教动机。《爱尔兰公报》反驳了宗派主义的指控，指责英国当局试图煽动宗教暴力，特别是在北爱尔兰的六个郡内。[86]1921年10月25日的一期报纸宣称：
“在许多反爱尔兰的宣传中，英国政府把爱尔兰的动乱说成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爱尔兰的民族运动中不存在宗派主义。在共和国的支持者占多数的地方，并不存在宗教不宽容，尽管英国政府已经尽其所能将我们的民族独立斗争描绘为一场针对少数新教徒的战争。”[87]
同样，印度民族主义者也指责英国当局加剧了当地两大宗教之间的敌意，而英国支持的埃及政府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宗教偏袒的指控。[88]
虽然爱尔兰和印度的政治运动之间存在着同情与合作，但在这些国家中，并非所有人都认同民族主义。许多印度人支持英国的统治，在独立战争期间，亲英派的移民找到了表达忠诚的方式。来自现代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三一学院法律系的学生卡汉·辛格·乔杜里（Kahan Singh Chowdhury）就是其中之一，他提出帮助政府部队追捕都柏林的爱尔兰共和军。1920年5月，乔杜里写信给英国爱尔兰首席秘书哈马尔·格林伍德（Hamar Greenwood），表示愿意成为一名政府间谍，“我在这个领域有特殊的天赋和知识”。他没有明确阐述自己的资质，而是直接要求将十名警察置于他的指挥之下，他写道：“东方人的大脑与西方人的大脑结合在一起，会产生极大的价值。”[89]
乔杜里声称他不想要工资，也知道从事间谍工作会危及他的生命，但他向格林伍德保证，“如果我将被谋杀，在被枪毙之前，我会拯救很多其他的无辜者，或者，让更多流氓被绞死。”[90]他对为政府服务的危险性的强调是正确的。在他寄出这封信的上个月，爱尔兰共和军在都柏林市内或附近射杀了四名都柏林市警察局的警官，其中三人死亡。[91]乔杜里在信中附上了英国驻印度陆军军官的表扬信，指出他的家人曾在一战期间帮助征兵，以及他们在1857年兵变后的忠诚。其中有一份文件提到了他家在“旁遮普穆斯林”中的招聘工作，这表明他是一名穆斯林。[92]尽管乔杜里对大英帝国抱有热情的信心，但首席秘书还是拒绝了他提供帮助的提议。[93]
虽然来到爱尔兰的印度人和埃及人通常是临时移民，但是，到了20世纪，犹太社区已经成为了爱尔兰社区的一部分。身处一个主要由第二代移民组成的小社区，许多爱尔兰犹太人选择加入新芬党或爱尔兰共和军。作为移民，一些犹太人还为爱尔兰共和运动与国际革命环境的联系做出了贡献，这正是爱尔兰共和党人期望得到的。例如，罗伯特·布里斯科埃（Robert Briscoe），一个立陶宛人的儿子，为了躲避俄罗斯帝国的不公对待，来到都柏林定居。他有时住在纽约或德国，为一家国际公司工作。[94]独立战争期间，布里斯科埃回到爱尔兰并加入爱尔兰共和军。他参加了街头伏击战、邮件袭击、武器收缴和情报收集行动，这些行动是都柏林战争的特色。[95]1920年，地下军派他去德国购买武器。布里斯科埃用他在美国赚到的一大笔钱买了几艘船，并成功地将武器走私给了爱尔兰共和军。[96]
布里斯科埃是最积极地参与独立战争的暴力活动的犹太人之一，他的一些犹太同胞也支持共和党人。爱尔兰犹太社区的领导人拉比伊萨克·埃尔佐格（Isaac Herzog）在1919年埃蒙·德·瓦莱拉越狱后为他提供了庇护所。[97]都柏林的一位犹太艺术家埃斯泰拉·所罗门斯（Estella Solomons）把被通缉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藏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她还销毁了自己为共和党领导人画的几幅肖像画，因为这些肖像画可能被用于辨认他们。[98]都柏林律师迈克尔·诺伊克（Michael Noyk）是一位立陶宛犹太移民的儿子，他扮演了新芬党清白的门面人物。他在都柏林为新芬党、爱尔兰共和军和众议院购买了空置的房舍。作为一名律师，诺伊克在法庭上为许多共和党人辩护。共和党总司令部的工作人员皮亚拉斯·贝斯利（Piaras Béaslaí）称他为“[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暗中信任的一位都柏林律师”，“完全得到了爱尔兰共和军的信任”。[99]与许多其他爱尔兰人一样，犹太人也允许他们在自己家里藏匿武器，或者为游击队提供庇护，以此帮助和支持爱尔兰共和军。[100]
支持民族主义政治的爱尔兰犹太人往往也对犹太复国主义表现出同样的态度。伊萨克·埃尔佐格于1937年搬到巴勒斯坦，成为了那里的首席拉比。他在都柏林出生的儿子哈伊姆（Chaim）于1983年成为以色列总统。[101]布里斯科埃在20世纪30年代对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了兴趣，部分原因是反犹的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他支持伊尔贡组织（Irgun），并于1937年访问爱尔兰时见到了其创始人弗拉基米尔·亚博京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102]布里斯科埃声称，在爱尔兰独立战争期间，他们曾对亚博京斯基进行过游击战的培训。[103]同时，在这一时期，布里斯科埃访问了埃及。他将埃及的政治领导人视为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潜在同志，他们对巴勒斯坦犹太定居者的敌意是源于英国政府的有意引导。他还宣称，如果没有这种外来影响，犹太人和穆斯林会和平共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同样坚持认为，如果任由他们自己发展，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会和谐相处。[104]
凯瑟琳·海热尔（Catherine Hezser）指出，爱尔兰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结合明显体现在爱尔兰的犹太文学中。她说这是因为爱尔兰和以色列国家发展历程中的“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双重经验”。[105]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评论家指出，在这种传统中，认为犹太教是国家核心和主张政治文化中宗教多样性的两类人一直关系紧张。[106]爱尔兰犹太作家康·勒旺塔尔（Con Leventhal）说，他认识这两种倾向的人，埃尔佐格家族公开的宗教态度与布里斯科埃更世俗的愿望相比，证明了这种说法。[107]
尽管大多数共和党领导人努力强调其运动的非宗派性质，但独立战争期间时不时出现的偏执言论却反映了此时欧洲猖獗的反犹主义。在一本关于复活节起义后的监狱经历的书中，爱尔兰共和军军官W. J.布伦南-惠特莫尔（W. J. Brennan-Whitmore）称英国军官为“堪比美国的犹太金融家”，因为他们从共和军囚犯那里骗取钱财。[108]在1917年的一次演讲中，当人们对爱尔兰可能被征兵的担忧达到顶峰时，爱尔兰共和军司令托马斯·阿什（Thomas Ashe）将一战的爆发归咎于“伦敦的犹太人和放债人的暴政”。[109]几年后，新芬党政治家乔治·加万·达菲（George Gavan Duffy）在众议院抱怨说，他们的报纸《爱尔兰公报》在国际上的发行遇到了困难，因为“伦敦犹太人的大公司完全控制了有关爱尔兰事务的首条新闻专线”。[110]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言论将爱尔兰的问题归咎于外国，通常归咎于英国的犹太人。新芬党的座右铭是“我们自己”（ourselves alone），许多活动人士蔑视一切的外部影响，但是这些发言显然受到了陈旧的反犹因子的影响。[111]
一名共和党人的反犹主义导致了与爱尔兰共和军最活跃的犹太战士的冲突。1922年1月，刚刚被任命为爱尔兰驻柏林领事的查尔斯·比利（Charles Bewley）听闻了一些谣言，谣言指出布里斯科埃曾说自己是爱尔兰政府的首席代表。一天晚上，在一个啤酒馆里，当回答一个类似的询问时，比利说，布里斯科埃不是爱尔兰特使，“不可能任命他这种类型的犹太人”。据比利说，他冒犯了附近的一个德国犹太人，老板请他离开。[112]布里斯科埃报告说，这位爱尔兰领事喝醉了，在被赶出去之前对犹太人的信仰怒骂了好几分钟。比利向布里斯科埃道歉，但后者要求解除他的职务，并给外交部长乔治·加万·达菲写信说：“一个担任公职的人做出这种事情，不利于达到预期的结果，也不利于爱尔兰人民的荣誉。”[113]
加万·达菲对犹太人的问题并不敏感，他只希望这一事实被掩盖。他写道，比利应该“使这件事被遗忘”，而且“不应该在可能冒犯他人的地方说任何引起冒犯的话”。[114]最后一句话指的是德国犹太人口的重要性，但这也是为共和党的形象宣传考虑，他们强调自己组织的宗教宽容，如果比利的言论被广泛传播，这一点可能会被破坏。此后，比利依旧担任各种外交职务，直到1939年，爱尔兰政府解除了他驻德国大使的职务，因为他提交了反犹主义的报告，诋毁自己的上司，认为他们的政策偏向英国。[115]
比利和布里斯科埃之间的对抗反映了整个欧洲普遍存在的反犹主义，这给新芬党带来了许多问题。此时的反犹主义往往将犹太人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对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是众所周知的，但在一战后，他将这种反对与反犹言论相结合。谈到社会主义者时，他说：“他们试图消灭每一种给人的灵魂以安慰和鼓舞的宗教信仰。他们相信俄罗斯和波兰犹太人的国际苏维埃。”[116]出版商亨利·汉密尔顿·比米什（Henry Hamilton Beamish）说得更直白，在一次诽谤罪的审判中，他坚持认为“国际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体的，而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犹太主义。”[117]新芬党的反对者将这种犹太社会主义的假设与共和党对英国的敌人——特别是德国和苏维埃俄国——的姿态结合起来，将该运动描绘成布尔什维主义威胁的新化身。
这些指控与犹太人实际参与的共和运动并没有太大关系；相反，它们建立在犹太社会主义和共和党人与德国和苏维埃俄国联系的假设之上，并试图将这些因素结合到一个单一的反英阴谋中。事件的发展似乎印证了阴谋论者的说法，当时，在帕特里克·麦卡坦的外交努力之下，莫斯科政府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他们承认了爱尔兰共和国。麦卡坦和俄罗斯外交官于1920年起草了一份条约，承诺相互提供军事支持，以便“为了人类进步的利益，为了将所有人民从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而进行合作”。[118]众议院和苏联政府都没有批准这项条约，部分原因是俄国人在接下来一年里推行的是与英国和解的政策。[119]尽管如此，英国军队于1921年6月缴获了一份相关草案并将其公布，试图破坏人们对爱尔兰共和党的支持。[120]
此时的爱尔兰确实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爱尔兰共和军及更广泛的共和运动中也确实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者。爱尔兰有组织的劳工参与了这场冲突，活动人士在1919年寻求了共产国际的援助。然而，共和党的上层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在官兵中从未发展壮大，也不足以将爱尔兰的共和运动再定义为社会革命。[121]历史学家阿德里安·格兰特（Adrian Grant）断言，爱尔兰社会主义者的其阶级意识是从属于民族意识的，他们依靠更广泛的共和运动来发起有意义的行动。[122]爱尔兰的活动人士向国际社会呼吁的原因是，通过这种方式，共和运动能充分利用来自各方的帮助，而不是说他们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进行社会革命。[123]
尽管如此，事实证明，与社会主义的联系对新芬党是有害的。诺森伯兰公爵（The Duke of Northumberland）在1920年7月告诉议会两院，英国劳工和国际布尔什维主义者都在支持埃及、印度和爱尔兰的叛乱分子，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阴谋，他们的目标是摧毁大英帝国”。[124]共和党外交部的一份匿名记录指出，由于“英国的宣传将新芬党与布尔什维主义混为一谈，新芬党在瑞士获得的支持很少”。[125]多伦多的奥兰治会报纸《哨兵、奥兰治与新教倡导者》（Sentinel and Orange and Protestant Advocate）提醒它的读者，“新芬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在战争期间都是亲德反英的。目前的俄国革命政府是唯一正式承认新芬共和国（Sinn Fein Republic）的政府。”[126]
历史学家凯特·奥马利（Kate O'Malley）指出，虽然印度和爱尔兰民族主义中的社会主义者都同情布尔什维克主义，但这两个运动的主流目标依旧是民族解放。[127]她补充说，英国政府官员对于社会主义的反对表明，他们将反意识形态斗争视作维护帝国的一种手段。[128]然而，这个过程也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将民族主义运动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或将其描述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结盟，可以借此将其定义为“异类”，进而使人们失去对它的同情。虽然英国政府官员可能本就认为社会主义的威胁无处不在，但当他们与整个帝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作斗争时，将这种运动描述为社会主义的威胁，的确会产生切实的好处，让公众与自己站在一起。
在爱尔兰发生持续不断的暴力行为的背景之下，共和党人向国际起义者发出了呼吁。在北部城市，暴力行为往往表现为民族主义者和亲英派之间的冲突。虽然这些骚乱的动机是政治和工作竞争，但新芬党的支持者多为天主教徒，而亲英派的支持者多为新教徒，这一宗教层面的事实加剧了骚乱。贝尔法斯特的民众暴力有时是爱尔兰共和军的行动引起的，仅在1920年就导致76人死亡。[129]新芬党的宣传机构《爱尔兰公报》将这一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视为英国分而治之计划的一部分。它宣称，“在共和党人占多数的27个县里，贝尔法斯特大屠杀企图实行的对新教徒的迫害从未发生。爱尔兰共和国已下令并坚持对所有信仰的绝对宽容。”[130]
尽管发表了如此详尽的声明，但新芬党领导人从未确切说明将亲英派纳入其新国家的任何具体计划。有时，他们的声明只是让他们的政治对手感到惊恐。1917年，埃蒙·德·瓦莱拉对支持新芬党的群众说，“如果阿尔斯特阻碍了爱尔兰自由的实现，那么我们应该用武力控制阿尔斯特。”[131]四年后，他含糊地承诺，“我们将给他们[亲英派]任何明理的人都可以说自己有权享有的保障”。然而，他不得不补充说，“少数人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但是，即使如此，不合理的要求我们也会考虑”。[132]尽管德·瓦莱拉认为他的国内对手令人费解，但他始终用他们作为亲英派的政治身份来看待他们，而不是从宗教身份出发来看待他们的分歧。然而，新芬党从未解决如何安抚新教亲英派的问题，在一个民族主义选举占多数的国家里，新教亲英派担心自己的宗教和政治身份会让自己受到威胁。[133]
虽然共和党人的言论可能会损害他们自己的事业，但更有害的是那些可能被解释为宗派主义的行动。在整个冲突期间，共和党人维持着当地社区的治安，惩戒或处决那些被他们怀疑帮助了爱尔兰皇家警察队（RIC）或英国军队的人。最臭名昭著的事件是1922年4月在科克郡邓曼韦（Dunmanway）地区发生的一系列屠杀，当时爱尔兰共和军和英国军队之间的冲突已经结束。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在三天内杀害了13名新教徒平民。这些屠杀似乎印证了那些一直将爱尔兰问题定性为宗教争端的人最担心的事情。英国议员以“新教徒”的宗教身份和“亲英派”的假定政治身份来称呼受害者。[134]《泰晤士报》认为，这些屠杀可能是对贝尔法斯特骚乱期间天主教徒死亡的报复。[135]
历史学家们对谁是这些屠杀的罪魁祸首以及屠杀的动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尤其是在彼得·哈特（Peter Hart）发表了极具影响力和争议性的《爱尔兰共和军和它的敌人们》（The I.R.A and its enemies）之后。哈特认为，“在屠杀的背后，确实存在错综复杂的个人经历和可能动机。但是说到底，受害者的宗教信仰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些人因其新教徒的身份而被枪杀。”[136]最后这句话从本质上剥夺了个人的政治身份，否认了凶手的政治动机。它还忽视了这种可能性——或许在冲突期间，有一些受害者确实帮助过政府军。大卫·菲茨帕特里克（David Fitzpatrick）断言，哈特承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137]
安迪·比伦贝格（Andy Bielenberg）认为，一些被杀害的人与爱尔兰共和军和军方合作，但不是所有人；其他人可能是无辜的，但是他们与嫌疑人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因此被卷入了暴力事件。[138]他补充说，许多新教徒在独立战争期间或之后离开了爱尔兰，有时是因为爱尔兰共和军的宗教或政治恐吓。[139]共和党人缴获的英国军事文件显示，平民经常为英国收集情报。[140]保罗·麦克马洪（Paul McMahon）断言，一战期间，英国军方在亲英派中建立了一个情报收集组织。[141]由于亲英派绝大多数是新教徒，共和党人以政治理由对他们实施的任何暴力都会被理解为宗派主义。代表托特纳姆（Tottenham）的爱尔兰人帕特里克·马洛内（Patrick Malone）在1921年12月在议会发出预言式的警告，这两种身份的标记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影响。他声称，“在爱尔兰的南部和西部，我很清楚，我们没有任何与宗教相关的困境。在那里，没有人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受苦。一个人可能因为他的政治态度而受苦，但不会因为他的宗教信仰而受苦。”[142]
北方的亲英派怀疑民族主义治理会带来危险，而威斯敏斯特议会已经将他们置于所谓的危险之外。1920年的《爱尔兰政府法案》（Government of Ireland Act）将该岛分为两个国家。新的北爱尔兰由该岛32个郡中的6个组成，包括传统的9个郡的阿尔斯特省的大部分地区。新国家的新教徒占全岛新教徒总数的71.5%左右，[143]他们与占北爱尔兰人口33-4%的大量天主教民族主义少数群体共同生活。[144]
许多议员希望爱尔兰的分治是暂时的。其他人则警告说，这两个新国家复杂的人口现实泯灭了这种可能性。第二代基拉宁男爵（Baron Killanin）马丁·莫里斯（Martin Morris）是一位来自戈尔韦的天主教亲英派，他告诉上议院：“现在爱尔兰社会中的每一个裂痕都在加剧……你们谈论的是分别建立爱尔兰北部议会和爱尔兰南部议会，但这种地理分区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你们正在建立一个天主教议会和一个新教议会。”[145]根据基拉宁的说法，分治会加剧政治分裂，并为南北教派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宗教身份认同提供了环境。
当政治家们准备在贝尔法斯特召开议会时，亲英派领导人爱德华·卡森（Edward Carson）在北方国家呼吁实行宗教宽容。他在1921年2月敦促阿尔斯特统一主义者理事会（Ulster Unionist Council）说：
“你们将成为整个共同体的议会。我们说过，我们并不相信都柏林的爱尔兰议会会公正地对待占少数的新教徒。我们应当小心，不能再让别人用相同的方式指责你们的议会，从一开始就应该让他们看到，天主教少数群体没有必要担心新教多数群体可能造成的宗教迫害。”[146]
国王乔治五世在6月的贝尔法斯特议会上发表演讲，提倡结束冲突。群众对这一呼吁置若罔闻，在北爱尔兰开启治理的最初几个月，他们发动了一系列新的致命骚乱。[147]
1921年7月11日，爱尔兰共和军和政府军宣布休战。共和党代表与英国当局进行了谈判，旨在解决“爱尔兰问题”。1921年12月签署的《英爱条约》（Anglo-Irish Treaty）于次月由爱尔兰议会批准，独立战争结束。该条约并没有承认一个全岛共和国，而是建立了爱尔兰自由邦，管理除北爱尔兰以外的26个郡，从而达成了两国的和解。[148]这些措施激怒了许多共和党人，他们认为条约对统一的爱尔兰国家做出的让步太少，埃蒙·德·瓦莱拉总统也感到不满，他在该条约签署一周后谴责了它。[149]北爱尔兰总理詹姆斯·克雷格（James Craig）则认为该条约对共和党人让步太多，尤其是要求北爱尔兰自己投票选择是否退出自由邦的规定，这似乎使他的政府从属于新芬党。因此，克雷格也谴责了该条约。[150]虽然条约的反对者嘴上说着反对分治，而且在爱尔兰内战（the Irish Civil War, 1922-1923年）期间利用这一情绪化的问题从支持或反对条约的新芬党派系中获得支持，但他们并没有提供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151]
爱尔兰共和党人的国际同志们也谴责该条约是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背叛。埃及民族主义者马克拉姆·奥贝德写信给阿特·奥布赖恩，称“一半的自由就是一半的奴隶……爱尔兰将、能够而且必须完全自由，因为爱尔兰将不再属于她自己，而将成为受苦的人类最光荣的产物，她的自由对人类来说也是宝贵的，就像对她自己一样。”[152]沙普尔吉·萨克拉特瓦拉代表印度和埃及的民族主义者写信给奥布赖恩，称该条约“对于东方民族来说，是一个响亮的警告，英国人宣告，理想主义是非法的，只有体面的服从才会使人感到舒适和愉快，并且是唯一可行的途径”。[153]
在关于爱尔兰人是否接受该条约的辩论中，该条约的国际影响也成为了一个问题。新芬党和爱尔兰共和军中的反条约派批评该条约是故意将他们的国家——他们将其视作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纳入大英帝国。反帝国主义的言论在他们的宣传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有一期反条约的通告《抬起头来！》（Heads Up!）宣称：“爱尔兰、印度和埃及已经成为了三大战场。通过与爱尔兰达成的临时和平，英国可以释放10万人来粉碎其他战场。”[154]支持条约的领导人阿瑟·格里菲思对这种批评非常敏感，他回应说自己把爱尔兰民族主义置于革命的国际主义之前，他写道：“那可怜的埃及人和可怜的印度人呢？嗯，我同情这些人，但我更同情我自己的同胞们。”他还说，相比作为联合王国组成部分的爱尔兰，接受了条约的爱尔兰参与帝国建设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格里菲思写道：“如果我们想帮助埃及人和印度人，那就不能保持目前的状态……首先要做的是推翻爱尔兰人被拉去为英国人服役的制度。”[155]
争论的双方都是有事实依据的。条约签订后，英国军队解散了自己的爱尔兰军团（从北爱尔兰招募的军团除外）。[156]在撤离爱尔兰其他地区的同时，陆军委员会命令驻扎在那里的近40000名士兵中的3542人立即前往印度，另外489人前往埃及。[157]和平条约释放了这些部队——以及内阁原计划在敌对行动重启后派往爱尔兰的另外50000人——将他们派往其他地方。[158]
爱尔兰军团的解散和英国军队的撤离，体现出共和主义者是多么希望与帝国的建设脱离关系。迈克尔·西尔韦斯特里（Michael Silvestri）认为，后革命时期的爱尔兰国家对其革命性质的重视，推翻了爱尔兰人民为大英帝国的发展做贡献的长期传统，他断言，当代爱尔兰国家对国际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象征性支持既取代了该岛的帝国遗留问题，也取代了不同民族的革命者之间接触与合作的现实。[159]
大英帝国被认为是宗教少数群体的保护者，但在本文提到的所有社会中都没能促成和解。在埃及、印度和爱尔兰，与帝国的从属关系加剧了而不是缓解了宗教关系的紧张程度。时间的流逝非但没有消除南北两个爱尔兰国家的宗教特征，反而鼓励着政治家为他们的政体注入更强烈的宗教认同。詹姆斯·克雷格于1934年宣称：“在南方，他们夸耀自己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他们仍然夸耀南爱尔兰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而我所夸耀的是，我们是一个新教议会和一个新教国家”[160]，当时，他还是北爱尔兰的总理。埃蒙·德·瓦莱拉在20世纪30年代重新掌权，他当时的言论依旧不被新教亲英派接受，就像他作为革命领袖时一样。在1935年圣帕特里克节对美国的广播讲话中，德·瓦莱拉断言：“自从圣帕特里克在五百年前来到爱尔兰时起，爱尔兰就一直是一个基督教和天主教国家……现在，她仍然是一个天主教国家。”[161]尽管做出了这样的声明，德·瓦莱拉政府在1937年通过的宪法中承认天主教会的“特殊地位”的同时，还是承认了爱尔兰教会、长老会、卫理公会、贵格会、犹太教会以及其他宗教团体，指出他们是爱尔兰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162]由此可见，民族主义对多元主义的承诺并没有完全消失。
爱尔兰共和党人的国际同志们在促进国家宗教和谐方面的表现一样好不了多少。英国政府于1922年给予埃及自治权。马克斯·吉尔吉斯（Max Guirguis）断言，国家偏袒科普特基督徒。在1952年被推翻前，政府始终面临着来自穆斯林兄弟会武装部的挑战。此后，该国的新统治者将科普特人边缘化，引发了这一少数群体人口的大量外流。[163]
在印度，印度教和穆斯林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合作最终瓦解。英国政府加剧了印度紧张的宗教局势，而且反过来利用这些紧张局势为殖民政策辩护，这种观点一直存在。1924年，安普希尔男爵在谈到1919年《印度政府法案》（Government of India Act）的缺陷时说：“我们看到，由于我们善意的努力和调解的提议，宗教和种族的对立在猛然间痛苦地重现了。”[164]三年后，阿特·奥布赖恩的老朋友沙普尔吉·萨克拉特瓦拉在议会中重申了这些指责。在回应温特顿伯爵的演讲时，萨克拉特瓦拉说：“贵族大人今天站在这里说，‘我们正在统治印度，因为那里有被压迫的穆斯林和宗教少数群体。’这都是胡说八道，毫无道理。印度猿猴[原文如此]的压迫者就在这里。作为一个国家，你们要……对印度的所有糟糕状况负责。”[165]一些穆斯林感受到了自己与其他印度人的差异，逐步发展出了完全的民族主义。1933年，一群以伦敦为基地的穆斯林要求印度西北部五个省（穆斯林人口在这五个省中占多数）的穆斯林们建立起独立的国家，名为巴基斯坦。[166]温斯顿·丘吉尔注意到，这一要求与20世纪1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阿尔斯特亲英派所谓单独待遇的要求十分相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属印度于1947年被分割成两个国家，并于1971年被分割成三个国家。[167]
1984年，T.G.弗雷泽（T. G. Fraser）对爱尔兰、印度和巴勒斯坦进行了一次比较研究，他认为，分治在每个案例中都是最后的无奈之选，而非首选的解决方案：“满足了某些群体的政治需求的同时，分治却使其他群体受挫”。[168]然而，在这些案例中，政治上的从属关系并不是分治的唯一分界线。相反，在这些社会中，宗教被视作身份的决定性标志。无论民族主义者如何抗议，爱尔兰共和国最终被定义为了一个天主教国家，北爱尔兰则被定义为了一个新教国家。通过分治和独立后大量的人口转移，印度成为了印度教徒的国家，巴基斯坦则成为了穆斯林的国家。[169]
这里强调的革命团体可能不切实际地否认了自己国家的宗教紧张程度，但他们确实代表了激进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相信，对民族主义的世俗看法可以克服教派分裂。爱尔兰的情况以及它与埃及和印度民族主义的相似之处，更突显了这种乐观主义。如果说，民族主义者的世俗言辞和愿望并没有在这些社会中创造出持久的团结或和平共处，那么政府所强加的长期的帝国统治和分治方案也是如此。分治策略——建立政治单位，将拥有不同的宗教和政治身份认同的两个群体分开——带来的是敌对或内部分裂的国家，而不是长期的稳定。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对立，埃及的严重分裂，以及北爱尔兰长达30年的内战，都是帝国的遗留问题，也是宗教狂热的见证。政治和宗教身份的融合继续在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作用，外部势力往往热衷于吹捧这些定义中的某一种，同时反对另一种，试图使他们在这些变革的国家中的参与合法化。[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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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拉斯特是蒙特利尔康考迪亚大学的历史系博士生
他来自美国乔治亚州的哈皮镇（Hape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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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在爱尔兰，亲英派（loyalist）特指支持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的人，是统一派（unionist）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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