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奥维?洛夫格伦、乔纳森?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赵丙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911年版的瑞典百科全书将“文化”定义为道德和智识的发展，它表现为更为儒雅的举止，更纯粹的神圣观念，更理性的法律……[1]乃至如今，这仍然简洁地勾勒出我们对瑞典人的想象：热爱自然、有秩序、严谨守时，然而洛夫格伦和弗雷克曼两位作者在《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以下简称《美好生活》）中向我们揭示：这只是瑞典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作者继而追溯这些文化观念的形成，以及它们如何成为主流和共识，他们追踪到1880年至1910年间——瑞典工业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时代。中产阶级创造的这些神话已经成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瑞典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也促使读者反观自身文化中既成的“神话”和“传统”。我们今天仍然坚信一些事物是客观的、永恒存在的，比如时间、性、大自然，也会同样坚定不移地认为一些观念是不证自明的，比如什么东西是肮脏的，什么被认为是洁净的。两位作者告诉我们需要谨慎地辨别那些被文化框定的感知，从而导向讨论的中心议题——“文化建构”。
本书依循欧洲民族志的传统，试图重构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典中产阶级的生活和观念，它的严谨度和说服力集中体现在资料的选取上，丰富有趣的材料、事实与论证穿插结合是本书的亮点所在。作者所使用的材料包括传统的民族志档案和一些访谈，除此之外，还挖掘了许多展现个人日常生活的东西，包括了一些私人的回忆录、传记、信件、日记，以及公共生活中流传的读物，诸如报刊文章、礼仪指南、健康和儿童教育手册、动物学书籍和烹饪指南等等。本书的论证不禁让人感到中产阶级曾经操纵了一个巨大的阴谋，无产阶级和农民最终无可奈何地被逼退到历史的边缘，只进行了一些无力的抗争。当然，作者在绪论中已经预料到读者可能产生的误解，他说明关注“文化建构”并不是认为文化的蓝图早有预谋，而人们很少意识到自己是文化的建构者，作为研究者本身，正是以这种局外人的身份更加清醒地将其识别出来。不过笔者以为其行文构思的特点使读者容易产生这样的理解，作者的观点、思路和方法都十分明确，以这样的整体统观进行研究，优点是布局严密，给人整体的概观，易于把握，但缺点是容易循环论证，个别的例证流于牵强附会。在文章中笔者试图重新考量作者对“文化建构”的重构，并将视野“拉长放宽”，将瑞典中产阶级文化性格的形成放在较长时段的历史中，以及整个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的内部以及外部联系中。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希望能对《美好生活》中的一些论述提出质疑，希望有可能填补其中的断点和空白。本文认为尽管19世纪末瑞典的社会文化景观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瑞典中产阶级的一些文化特质并非在短短几十年内构建而成，它们可能与一些历史延续性的因素相关，与外部世界的格局和思潮相联系，比如宗教和浪漫主义的文化潮流，它们很可能也参与、融入到瑞典人的文化特质中。
一、几个重要概念的辨析
瑞典一直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欧洲国家，以至于我们总是不能满意地把它归入西欧近代的历史解释体系当中。尽管洛夫格伦和弗雷克曼已经使用了相当丰富的历史材料，但在异文化的读者看来，依然难以详尽瑞典社会文化的基本风貌。因此，以下将提炼一些隐匿的关键信息并进行辨析。
中产阶级，作者在绪论中提到“中产阶级”这个概念的使用可能会比较麻烦，因为“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词都涵盖了相当丰富的社会事实，包括不同的社会基础和亚文化”[2]，但是作者为了分析的方便就暂时将这些内部的分化悬置起来，也提醒我们瑞典语当中的“borgare”没有英语中的“bourgeois”那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或贬损的含义。洛夫格伦提到，19世纪瑞典经历的社会变革使各个群体和阶层的社会文化景观重新配置，中产阶级在这一时期的崛起值得关注，作者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产阶级定义身份认同和标明阶级边界各种行为。除此之外，从其他关于瑞典的历史文本中，我们还可以发掘出这一时期中产阶级的多层次的面貌。首先，工业化带来了社会流动增加，这种流动性既体现在整体的阶层分布的比例上，也具体地反映在个人的生命经历中。比如瑞典的金属制造业在此时尤为发达，除了人们的工作技能，年龄也常常决定一个工人在该产业中的发展前景。他到36岁一般就有资格担任工长，到56岁退休。[3]瑞典采取了鼓励资本化市场经济的措施，在1846年就废除了行会制度，广泛的职业向普通人开放，甚至是技术类工作，而在此前他们是被排斥在外的。[4]这就说明在一个人通过职业生涯很有可能改变他社会阶层的处境，而在共时层面上中产阶级内部存在不同的分流，他们可能最初来自不同的亚文化群体，这可能也是他们生活趣味的冲突和差异的根源之一。其次，瑞典的工人运动在这一时期还没有达到十分紧张激烈的程度，瑞典的工会并没有给工人带来实际的好处，只有少部分加入公会，这可能是由于瑞典工业体系分散的影响，实际上众多的工厂都远离城市，工人们的政治态度在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表现是不同的。总之，这一时期瑞典的劳资关系还算比较缓和，也使得剧烈的对抗没有形成。
奥斯卡时代与维多利亚时代，作者将重点分析的这一时期称为“奥斯卡时代”，它是指从国王奥斯卡二世1872年统治开始直到1907年。另外，书中也将奥斯卡时代与维多利亚时代这两个概念交替使用，指同时期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代。作者多次提及维多利亚时代，初读不禁令人感到困惑，因为瑞典从来就不是英国的殖民地，为何作者多言维多利亚时代？客观地讲，瑞典在这一时期的确与英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1853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the Crimean War）中瑞典最终站在了英国一方，并于1855年与英国及其盟国签署《十一月协议》表明抵抗俄国。19世纪60年代以来，瑞典与英国的贸易往来也十分密切，其中出口和进口的最大宗都是英国。另外一个关键的原因可能涉及到作者的隐喻意图，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达到了强盛的顶峰，然而维多利亚时代又多为人诟病其道德上虚伪矫饰的作风，一方面谨守清教徒的克己自律、谦虚礼貌，另一方又以相当实用主义的态度进行财富积累，社会的贫富对比十分明显。许多作家都不止一次地攻击这种道德虚伪，包括乔治·艾略特、萨克雷、狄更斯、哈代等人的作品，还有那部拍成流行电影的约翰·福尔斯的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所以，将奥斯卡时代与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并举，不仅说明两国都在各自特殊的时期建构了某种类似社会文化观念，也略微隐含了作者的讽刺意味。
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瑞典位于欧洲的极北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包括挪威、瑞典、丹麦）的东部。瑞典在12世纪皈依基督教，将天主教设立为国教，在基督教化之前，瑞典乃至于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都拥有类似的文化信仰，他们崇拜众多的男女诸神，维京时代的神话和信仰仍然在遥远的后世造成了回响。洛夫格伦提到，19世纪的大自然成为人们创造的文化景观，人们用浪漫主义态度崇尚淳朴、真实和自然，中产阶级还将这种对大自然的态度自然而然地附和在已经逝去的农民文化身上，而作者认为中产阶级在这里体现出一种复杂的情感，既以一种新式的理性主义的精神试图将低等阶层踩在脚下，也是在创造一种工作与休闲的转换仪式，同时也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相联系，企图在阶级冲突中创造一种共同的民族认同。本文认为瑞典人的尚古、尚自然也与一场政治性的文化运动以及整个欧洲的思潮相关，即斯堪的纳维亚主义运动。斯堪的纳维亚主义运动首先在文化领域风行，认为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路德教，并在文化上都承袭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的文学遗产，这场运动逐渐具有政治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一些知识分子倡导诸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政策及经济合作。[5]这场运动最终以各国之间利益的不一致而失败，但是这场运动却成功地给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人们带来了一种意识，即他们拥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价值观。另外，这场运动也与整个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合流，（南方的欧洲大陆国家流行得比较早）我们可以看到瑞典此时兴起的文化潮流与欧洲大陆国家几乎同出一辙，对自然、野性的崇拜，对古老神话的追忆，对浪漫爱情的追求，混合着民族主义的情感等。当然欧洲各国之间的浪漫主义潮流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不过难说瑞典受到其他国家（如英国、德国）的影响。
二、路德教与瑞典人的性情
相比其他欧洲国家来说，瑞典接受天主教的时间较晚，这也在一定程上也能够解释瑞典为何在16世纪中期很顺利地改信了基督教路德宗。在宗教改革运动中，瑞典不像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一样经历了天主教与新教之间残酷和血腥的斗争，几乎是比较和平地过渡到了路德教时代。基督教从10世纪开始逐渐在瑞典传播开来，1164年，乌普萨拉教会建立，到16世纪该教派采用了马丁·路德的教义，并断绝和罗马天主教的联系，路德教长期以来被奉为国教，从1604年至1873年瑞典一度禁止国民信奉天主教。[6]在今天的欧洲基督教信仰格局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地理分布上的特征，以罗马天主教为势力中心，其辐射范围逐渐向四周减弱。北欧及偏北的欧洲地区以信仰宗教改革运动中兴起的各新教教派为主，包括德国、英国以及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而南欧则以信仰天主教为主，主要是意大利。
瑞典人的性格交织着形式主义与自发性这两种互相矛盾的个性。在《美好生活》中，作者揭示了奥斯卡人个性中对比鲜明的两个方面。他们强调严守时间的美德，在享受浪漫爱情的同时将爱的方式加以规训并导入恰当的方式，教育儿童以自我实现、自我训练及一种根深蒂固的道德感为目标，呈现出一种处处强调理性规划的禁欲主义和自我规训。作者同时指出这些是19世纪资产阶级崛起后所构建起来的主流文化观念。本文认为奥斯卡人的生活观念有着深厚的历史和宗教根源，正如前面多提到的，瑞典乃至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都几乎在16世纪尊奉路德教的教义，这时的宗教改革是彻底的，它几乎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完全断绝了天主教的影响。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的教义告诉人们基督的信仰和世俗生活结合的可能性，马克思·韦伯论述了他对路德教职业观的看法，[7]路德的教义中将世俗职业所履行的义务评价为个人道德实践所能达到的高度，职业即神所交付的使命。这就承认了世俗日常劳动具有宗教的意义，这个“天职”的概念表达出所有基督教新教教派的中心教义，他们摈弃了天主教禁欲以超越世俗的观念，而强调切实履行世俗的义务。[8]洛夫格伦在第一章中提到中产阶级的伦理观念：守时的美德，节俭和克己，理性和效率等，即是一种禁欲色彩的世俗职业观，这种禁欲主义并非天主教那种远离世俗生活的僧侣式修行，而是将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融为督促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如书中所言：“在资产阶级的文化里，生命成为个体自己攀爬的职业阶梯”[9]。这并不是说路德教是导致瑞典中产阶级生活观念产生的直接原因，但是路德教的伦理精神的确或多或少地融入了他们个体精神的塑造中。
世俗化的宗教路德教为斯堪的纳维亚的古老信仰及民族主义提供了生存的缝隙。很难想象地处偏远北欧的瑞典会永远衷心地接受罗马天主教的统治，事实上16世纪瑞典的成功统一就部分依赖于宗教改革中对教会财产的没收。由于本文一直强调瑞典宗教的持续性，所以还需要解释的是那些看似与基督教相排斥的民间信仰，如《美好生活》中引用的各种农民生活的信仰风俗。其实即便路德教是国教，也千万不要以为任何宗教的礼仪都是铁板一块，民众对于信仰的塑造抱有极大热情。旧的习俗仍然会顽固地存在，基督教化以后瑞典许多古老的异教活动逐渐被纳入基督教的活动中。例如生活在北方的萨米人就将一些萨满教的习俗掺进了基督教的宗教习俗里。[10]同时宗教信仰在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今日瑞典的民俗的南北差异仍比较大，北方地区传统和民俗的影响比较深，而南方流行的是欧洲大陆的风俗习惯。总之，路德教在瑞典民众中其实存在不断变化着的信仰层次。而路德教的精神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还依赖于近代的教育的普及。1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教育普及程度在整个欧洲都相对较高。[11]1842年颁布的瑞典公共教育法（the Lawof Public Education）努力确保7岁到13岁之间的儿童几乎都能接受基础的教育，除了读、写和算术等基本技能外，最重要的便是路德教基本信条的教义。这种道德教育的推行依赖于瑞典人共同的宗教信仰基础。我们最熟悉的一本瑞典童话读物《尼尔斯骑鹅历险记》（塞尔玛·拉格洛芙，1858—1940），正是体现了宗教伦理和民间文化的结合，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尼尔斯让爸爸妈妈很头疼，父母让他一人在家里好好读圣经，他在家里捉弄一个小精灵而被变成小人儿，之后骑着他家的雄鹅周游祖国、历经风险，最后改变了调皮捣蛋的习惯，成为温柔、善良、勤劳、乐于助人的好孩子。这部长篇童话根据瑞典教育部的要求，当作了小学的地理教育读物。
结语
今日的瑞典人普遍认为追求安乐的个性是自己最大的缺点，瑞典人这种复杂的情绪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在在完善福利制度之下，他们在生活、文化方面都得到几乎完善的满足，另一方面，他们仍然存有一种微妙的不安，甚至抱有一种幻灭的感觉。作者对瑞典中产阶级构建的所谓文明生活的反思，也体现了这种矛盾复杂的性格，这在异文化的读者看来，甚至于有些过分的指责。当然，我们也可以解读为这是瑞典当代文化中的反抗因素。作者的用意或许是要标明：瑞典人如今习以为常的美好生活的理想其实并不是所有人的美好生活，而是19世纪末中产阶级构建起来的主流文化，而真正的美好生活应该拥有更加多元化的走向。
[1][瑞典]奥维?洛夫格伦、乔纳森?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赵丙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2] [瑞典]奥维·洛夫格伦、乔纳森·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赵丙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页。
[3] [英]尼尔·肯特：《瑞典史》，吴英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173页。瑞典的熟铁具有竞争力，主要原因是熟铁开始出现时，来自瑞典森林的燃料成本相对较低。参见《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58页。
[4] [英]尼尔?肯特：《瑞典史》，吴英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171页。
[5] [英]尼尔?肯特：《瑞典史》，吴英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185页。
[6]梁光严编著：《瑞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7]洛夫格伦在第23页的注脚中提到了马克思·韦伯对新教伦理的分析，但他在没有对瑞典宗教信仰方面进行任何论述。
[8] [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4页。
[9] [瑞典]奥维?洛夫格伦、乔纳森?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赵丙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10] [英]尼尔?肯特：《瑞典史》，吴英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15—19页。
[11]《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69页。
参考书目：
作者：王文婧
复旦中文系民俗学研究生
编辑：张路尧
复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