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 仲
管仲（前719－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法家先驱、政治人物。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汉族，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改革家、道家，被誉为“圣人之师”和“华夏文明的保护者”。
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失败，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成为齐国上卿（即宰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
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重视商业，并因开创国营娼妓制度而曾被中国性服务业供奉为保护神。《战国策》、《国语·齐语》、《史记·管晏列传》、《管子》、《左传》等都有记载他的生活传记，《论语》、北宋苏洵的《管仲论》对管仲的事迹做出了分析和评价。
对管仲的评说
(一)“如其仁，如其仁”——孔子对管仲的评说
生当春秋初年的管仲佐桓公“九合诸侯”，其对周王室的卫护功不可殁；他的尊王攘夷的思想更容易激发起对周代礼仪制度充满温情的圣人——孔子的情感共鸣。从《论语》所载孔子对管仲的评说中，我们不仅看到孔子对管仲的嘉许，也看到了他对管仲的批评。《论语·宪问》载：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丸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门师生对管仲的评价是对立的。对立的焦点为管仲是仁还是非仁。据《左传》、《国语》载，齐襄公在位无道，国将乱。于是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奔莒，管仲、召忽奉公子纠奔鲁。后来齐桓公即位并迫使鲁国杀死公子纠，“召忽死之”，而“管仲请囚，鲍叔受之”。回到齐国后，桓公接受鲍叔之谏以管仲为齐相。管仲在齐国变法图强，使齐称霸诸侯。然而他不死公子纠、又相桓公的这段经历，招致了儒家学者们对其褒贬不一的评论。子路认为管仲“忘君事仇，忍心害理，不得为仁也”，子贡认为管仲“不死犹可，相之则已甚矣”，他们都不认可管仲之仁。孔子却从三个方面肯定了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嘉其使民免于战乱；“霸诸侯，一匡天下”，誉其尊王；“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赞其攘夷。有这三个方面的事功足以称仁。从这儿我们可看出孔子对管仲尊王攘夷之功及爱民思想的认同。
《论语·八佾》载，“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这段对话反映了孔子对管仲的批评。
首先，孔子批评管仲不俭。“管氏有三归”，是说“管仲自朝而归，其家有三处也。家有三处，则钟鼓帷帐不移而具从可知矣。故足见其奢。”据《礼记-春官》，国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则不能具官，常置一官以兼摄众事。而管仲为卿大夫却“官事不摄”，则其不俭可知。其次，孔子批评管仲不知礼。“塞门”、“反坫”都是天子诸侯之制。郑玄曰：“人君别内外于门，树屏以蔽之。反坫，反爵之坫，在两楹之间。若与邻国君为好会，其献酢之礼更酌，酌毕则各反爵于坫上。”管仲以卿大夫之位“塞门”、“反坫”，所以孔子讽其不知礼。最后，孔子认为管仲“器小”。司马迁对此曾解释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司马光不同意这种解释，他说：“愚以为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齐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耻而不为，孔子顾欲其为之邪?......管仲相桓公伯诸侯，禹迹所及冠带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职也，而偃然自以为天下为莫己若也。朱铉而金而反坫而三归，此其器岂不小哉?” 卷九十八春秋初期，周天子的威信还未一落无余，且孔子对周朝的礼乐制度一往情深，“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舛故孔子之论未必如司马迁之言，他只不过批评管仲生活不俭，不知礼而已。
然而孔子既许管仲以仁，却又批评他不俭、不知礼，这似乎前后予盾。《论语·颜渊》中孔子曾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问其目”，孔子答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 ‘按照这一说法，为仁者是需要克己复礼的，管仲僭天子、诸侯之礼怎能算得上仁呢。其实，孔子许管仲以仁主要是以事功为标的的。《论语·雍也》中的一段话反映了孔子这一思想，“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在孔子看来，那些“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不仅可称之为“仁”，简直可与“圣”相伯仲。既然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攘夷狄使民免于“被发左衽”之难，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之功足以使其无愧于“如其仁”之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许管仲以仁。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事功的重视，以及舍人之小疵取人之大功，不以人之小过掩其大善的胸襟。这正是圣人的通达之处。
(二)“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孟子》对管仲的评说
孟子是孔子思想的忠实传播者。对于管仲，他们的态度并不一致。孔子予之以仁，对其事功深加赞许；孟子却认为其“功烈如彼其卑”，对“以力假仁”管仲颇有微词。《孟子·公孙丑上》载：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这里，孟子借曾西的话表达了他对管仲功业微薄的鄙夷。孟子认为，管仲执政40余年，不可谓不久；桓公对管仲又很信任，不可谓不专。有这两个条件足以佐桓公王天下，而管仲却仅止于称霸诸侯。管仲霸业与孟子“以齐王，由反手也”的王道相差太远了。所以孟子鄙薄管仲“功烈如彼其卑也”。
王道与霸道是《孟子》中经常讨论的两个问题。孟子尊王道黜霸道，当然会对霸者之佐的管仲加以贬斥。《孟子·梁惠王上》载，“(注：孟子)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注：齐宣王)笑而不言。......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王曰：‘若是其甚与?’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在孟子看来，齐王“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就是霸道的表现。他不仅认为行霸道“后必有灾”，对行霸道的方式更是极力反对，“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认为，实行王道是平治天下的最好办法，所谓“仁者无敌”。“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仁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孟子不仅否定了管仲的霸道，还指出管仲的霸道是“以力假仁” ‘，并不像施行王道者，如尧舜那样是“性之也”，如汤武那样是“身之也”，管仲充其量是在“仁”的掩护下谋取私利而已。“以力假仁者霸”，“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而“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以悦而诚服也”。基于这样的一种观点，管仲的霸业便得不到孟子的认可。
至于管仲为什么仅止于霸而没有王，依据孟子的思想体系，根本原因在于管仲没有在修身上下功夫，只注重了外部的事功而没有加强内心的修养。《孟子·离娄上》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管仲有“三归”，又“塞门”、“反坫”，这些早已成了人们批评管仲不注重修身的证据和话柄。身之不修，纵能假仁以力服人、称霸诸侯，终究不能以德行王于天下。孟子把自己的王道理想高高凌驾于现实的霸道之上。他认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对管仲的种种鄙薄，始终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孟子说：“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秋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三王时期，天子有其德、行其道，外出巡狩，考察政绩，有功者赏，不罪者罚。诸侯一次不朝贬其爵位，再次不朝削其封地，三次不朝就带领军队去变置其君。而五霸是凭借武力，挟持一部分诸侯，征讨另一部分诸侯。所以，霸道是对王道的背离，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孟子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也是对霸者之佐的管仲的一种间接贬斥。
(三)“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 荀子对管仲的评说
作为孔子思想的传人，实现王道、仁政是孟子一生最大的政治理想。孟子生在战国中期，那时的社会形势用孟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 诸侯国之间“争地以战；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在这样一个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年代，各个国家都在寻求新的路术以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史记· 孟苟列传》说：“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以游说诸侯，所以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的仁政、王道终究未能实现。苟子也是孔子的传人。他生活在战国晚期，历睹战国的混乱淆败、孟子的王道难以实现，所以批判地继承了诸子百家的智慧，把百家的学说融会贯通，并且基于当时由分裂趋向统一的社会现实，重新构架自己的思想学说。在对管仲思想的评价上，孟子批评他的霸术，认为霸术“以力假仁”，霸者是“三王之罪人”；苟子则认为霸道与王道同样值得肯定，“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一天下”可以先霸后王。基于对霸术的认可，《苟子》一书中对管仲思想的评说是扬多而抑少。孟子游齐，齐宣王曾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 对此，《苟子》也有类似的记载并对此作出解释。《苟子·仲尼》曰：
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诚可羞称也。齐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内行则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闺门之内，般乐奢汰，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其事行也若是其险污淫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夫孰能亡之?伎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仇，遂立以为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立以为仲父，而贵戚莫之敢妒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恶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贵贱长少，秩秩焉莫不从桓公而贵敬之，是天下之大节也。诸侯有一节如是，则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数节者而尽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数也。然而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畜积修斗而能颠倒其敌者也。诈心以胜矣。彼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利用上述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苟子对管仲总体评价的两点内容：一是苟子对佐桓公为五伯长的管仲事功持肯定态度。齐桓公“险污淫汰”，然“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苟子认为是因为齐桓公有“大知”、“大决”、“大节”，不以私废公，能一托国事于管仲而贵之、信之。这其实也是在激扬管仲在桓公争霸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桓公自然是英明的，但如果没有管仲，桓公的“大知”、“大决”、“大节”也就无所附着、不能一骋其志了。《苟子·王霸》说：齐桓公“为五伯长，是亦无他故焉，知一政于管仲也。”《臣道》说：“齐之管仲......可谓功臣矣。”这都是在肯定管仲的事功。二是苟子对管仲未实行王者之道又有一丝惋惜之情。诚然，苟子是肯定了管仲霸业上的成功的。霸者之国虽不是治之极致，但已是“乡方略，审劳佚，畜积修斗而能颠倒其敌者也。”这样的国家已远非他国所能及。然而可惜的是，管仲没有把政治教化作为治国的根本，没有把礼义制度建设得极有条理，只能是“依乎仁而蹈乎利者也”。换句话说，如果管仲能够在霸术的基础上乘霸者之治更进一步，“本政教”、“致隆高”、“綦文理”、“服人之心”，也就是实施礼制，则管仲佐桓公称王天下将为期不远了。
《王制》说，“成侯、嗣公，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产，取民者也，未及为政也；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苟子在这里指出了一个国家“王”、“强”、“安”、“亡”之间的关系。管仲为政使齐国富强却没有王天下，苟子认为是因为他没有“修礼”；反之，如果管仲“修礼”，则能称王天下。按照苟子理想的政治建设，“为政”本应包含“修礼”。既然管仲“为政’’“未及修礼”，则只能霸而不能王。这是苟子深为其惋惜之处。
《强国》篇有一段苟子使秦的记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苟子由霸人王的政治理想及其对管仲的态度。
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梏，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秦相范睢问苟子在秦国的观感，苟子从政治、军事、民情风俗以及自然形势等方面作了陈述，认为秦国已经达到“治之至”，具备了一统天下的有利条件，但仍“有其勰”，即有所畏惧。“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即是说与称王天下的君主的功名相比较，还有一段距离。“则其殆无儒邪!”苟子一语道破，秦国现在缺少的正是儒者之道，也就是儒者所倡导的礼义教化。实施儒者之道就能“粹而王”，没有完全彻底地实施儒者之道就只能霸而难王，即“驳而霸”。这与苟子反复强调的“儒者法先王，隆礼义””、“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正相符合。正如苟子对秦国霸业的肯定一样，对管仲的霸业也是肯定的；又如苟子对未及实施礼义之道的秦国的惋惜一样，对“未及修礼”的管仲也是怀有同样的情感的。
战国末期，各诸侯国长期分裂、混战的局面即将结束。人民也迫切要求统一、安定。苟子顺应这一时代形势，不但游说诸侯宣扬他的“一天下”思想，而且还提出由霸而王的具体的途径。他极力反对妨碍“一天下”的两种极端思想。一是反对专恃武力展开兼并战争。他认为兼并诸侯、统一天下，最根本的方法是争取人心的归附，“故凡得胜者必与人也；凡得人者必与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礼让忠信是也。”二是反对认为战争不仁的思想。苟子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禁暴除害”而不是为了争夺。他说：“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正是基于这种超越时人的进步思想，他才对管仲及其霸业作出最大限度的肯定，从而跨越了孟子扬王道抑霸道的思想局限。
从学术传承上看，作为先秦的最后一位大儒，苟子自然禀承了儒家的礼的思想，但他又能自觉地批判吸收其它各家之长，其中法家思想对苟子影响极大。苟子对儒法两种思想进行了综合，提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 勰、“治之经，礼与刑”的主张。而我们看一下历史上的齐国，它之所以能在春秋时期一跃而为诸侯长，是因为管仲在齐国进行了内政、外交的改革，秦国之所以在战国中后期成为实力最雄厚的国家，也正是由于商鞅这位法家人物在秦国实施了变法的结果。这样看来，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苟子对王道、霸道一并看重，对同样具有法家倾向的管仲及其霸业多褒扬之辞尽在情理之中。而这一点，正与韩非有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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